![国内知名股票配资公司有哪些腹身呈“V”形[5]](/uploads/allimg/250709/09132116010S38.jpg)
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青铜器上曾见有一类铸镶红铜的龙纹装饰，其纹饰主题结构较为单一，以“S”形的龙纹为主题，并附有“菱形”或“工字形”纹样、卷云纹样等。此类铸镶红铜的纹饰多被认为先铸造成型，后嵌入器范一体浇注[1]，制作工艺复杂。与此同时，这种装饰广泛见于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浙江等地，在不同地区铜器上都表现出了非常一致的特征，展现了东周时期不同区域之间广泛的文化与技术交流。以往，学界多关注这类纹饰的制作工艺，对其铸镶成型的技术本身多有论述[2]；相对而言关于其纹饰的时空演变讨论较少。本文拟从纹饰形态特征出发，探讨铸镶红铜龙纹及相关纹饰的时代演变和地区分布情况，并进一步认识铸镶红铜龙纹的传播历程及其所展现出的东周列国铜器的生产背景。
需要注意的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铜器上还多见有一类镶嵌红铜的图像纹装饰，纹样多为狩猎纹、走兽纹等。此类装饰可能存在铸镶或嵌错不同工艺，在技术上或与铸镶红铜龙纹存在一定的关联。不过，此类红铜图像纹装饰在纹饰布局、纹样造型和所饰器类上与铸镶红铜龙纹装饰多有不同，可另专文探讨。故本文暂不涉及东周时期此类镶嵌红铜的图像纹装饰。
一、铸镶红铜龙纹及相关纹饰的类型与演变
东周时期铸镶红铜龙纹的纹饰主题和布局较为固定。纹饰主题多为龙纹，表现为一种侧身的爬兽，腹身常为“S”形，有利爪；另见有侧身的鸟纹，基本结构与龙纹相近，尖喙、带翅。附属纹饰则常见有菱形纹、“心”形纹、云纹、涡云纹等，此外几何状的“工”字形或“王”字形纹则常作为纹饰单元的分界。而装饰的器物则集中于铜盘、匜、舟、盥缶、豆、敦、鈚、壶等。根据纹饰的布局和所饰器物的差异，以铸镶红铜龙纹为主题的装饰又可分为两类。其一，纹饰布局较为简单，多以龙纹或鸟纹为主题，并附有几何纹样区分各单元纹饰，主要见于豆、盘、匜、舟、盥缶、鈚等铜器上。其二，以复杂的兽面纹、龙纹和其他兽纹为主题，同样以几何状的“工”字形纹作为纹饰单元的分界，并主要见于铺首衔环壶上。在此，我们先观察第一类铸镶红铜龙纹及相关纹饰的演变。
展开剩余94%根据主题纹样龙纹或鸟纹的形态特征，并整体考虑纹饰布局及附属纹样，第一类铸镶红铜龙纹装饰可分为六式。
Ⅰ式：以夆叔匜所饰的铸镶红铜龙纹为代表[3]。该件器物红铜铸镶纹饰穿透器壁，使得器壁内外均可见到纹饰。铸镶的龙纹整体纤细，较器物腹身比例较小，无目，头上有一短角，腹身卷曲呈近“V”形，尾部横直向后再上翘（图一，1；图二，1）。目前学界多认为夆叔匜及所属的夆叔三器属于春秋中期[4]。此外，与夆叔匜铸镶红铜龙纹风格相近的还可见故宫博物院旧藏的1件铜盘，龙纹铸嵌在内壁，同样尺寸较小，腹身呈“V”形[5]。《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曾收录1件铜匜（编号A835），内壁可见两组对称的六个龙纹，形态较小，与夆叔匜纹饰特征一致[6]。
图一 铸镶红铜龙纹的演变
图二 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铸镶红铜龙纹铜器
Ⅱ式：单个纹样的尺寸增大，龙纹已出现正向和顾首两类，常有目，正向者头部望向低处，腹身呈近“S”形，长尾向腹身外横向延展，前爪和后爪常作“C”形（图一，2、3）。此外还零星见有相近形态结构的鸟纹或其他兽纹。该式的龙纹在器物上多仅装饰一周。而除龙纹或其他兽纹外，另有“王”字形纹和菱形纹作为附属装饰。此类型龙纹可见于峄城徐楼M1和M2出土的敦、盘、匜、舟等铜器上[7]（图二，2、3）。此外，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1件铜尊缶[8]、故宫博物院所藏1件铜盥缶[9]装饰有铸镶红铜龙纹，与该式龙纹特征一致。上述峄城徐楼M1、M2多被认为属于春秋中期偏晚或春秋晚期偏早[10]。
Ⅲ式：较前两式，出现多周龙纹的布局。龙纹的造型更具动感，尾部与腹身同宽，正向者头部多偏向上而望，鼻部往往夸张内卷（图一，4～7）。除龙纹的变化外，这一时期附属的纹饰新出现有云纹。早期的云纹尺寸较小，近似一个逗号。此外，几何状的纹饰则由菱形纹和“王”字形纹，发展成为“工”字形纹[11]。除之前常见的铜盘、匜、舟、盥缶等水器上，该式龙纹也多出现在铜壶、豆、敦等酒器和粢盛器上。装饰该式龙纹的铜器目前所见较多，典型器物如淅川下寺M2铜盥缶和舟[12]（图二，5）、麻城李家湾M14铜敦[13]、辉县琉璃阁甲号墓铜鈚[14]（图二，4）、新乐中同村M2铜豆[15]，以及玫茵堂所藏的1件铜豆[16]。根据所属墓葬和铜器形制判断，上述铜器大多属于春秋晚期偏早。
Ⅳ式：纹饰布局愈加繁密，多周龙纹间以“工”字形纹分界，同时多附有云纹。较前三式，主题龙纹的形态有较大的变化。龙头角细长向腹身后方延伸，耳简化消失，尾部则从后足上端向上呈“S”形卷曲，不似早期横向延展（图一，8、9）。装饰该式龙纹的铜器可见成组出现于部分贵族墓葬中，并在蔡、曾等国上层颇为流行。如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尊1件、盥缶2件、方鉴缶1件、豆1件、敦2件等7件（套）铜器装饰有铸镶红铜的纹饰，其中鉴缶、盥缶等4件器物所饰龙纹有着典型该式的特征[17]。上蔡郭庄M1曾出土盥缶、壶、敦、方盖豆、圆盖豆等铜器装饰有铸镶红铜的纹饰，根据纹饰特征同样可归于该式（见图一，9；图二，8）。该墓虽为楚墓，但这批铜器多件铭文所示器主原为曾侯輿[18]。另绍兴坡塘M306出土有1件铜方座形器，饰有带喙的鸟纹，与上蔡郭庄M1铜器纹饰[19]相近。以寿县蔡侯墓、上蔡郭庄M1曾侯輿铜器为代表，装饰该式龙纹的铜器多属于春秋战国之际。
Ⅴ式：纹饰布局与纹样形态与Ⅳ式相近，只是龙纹腹身进一步加宽（图一，10、11）。装饰该式龙纹的铜器可见固始侯古堆M1铜盥缶和豆[20]（图二，7）、绵竹县船棺墓M1铜尊缶和豆[21]、行唐故郡M53铜豆[22]（图二，6）。另随州东风油库M3铜提链壶[23]、淅川和尚岭M2铜方座器[24]，以及《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收录的1件铜敦[25]，所饰纹饰虽非铸镶红铜，但龙形纹样及其布局与该式龙纹一致。上述铜器的年代主要集中于战国早期。
需要注意的是，随州曾侯乙墓见有甗1件、盥缶2件、炭炉1件、漏铲1件等铜器装饰铸镶红铜的纹饰[26]。其中盥缶腹身和器盖装饰有变形的鸟纹。曾侯乙墓这批铜器未见到典型的龙纹，但参考繁复的装饰布局，暂将其归于Ⅴ式，可能属于等级较高贵族的一种创新式样。这批铜器有铭文显示为曾侯乙作器，年代属于战国早期偏晚。
Ⅵ式：龙纹腹身进一步加粗，颈部至后足的曲线呈近“Z”形，同时龙的角与两足也较前式粗，并且由于腹身加宽挤压，使得龙尾描绘的空间常显局促（图一，12）。在装饰布局上，该式出现简化的趋势，如敦等仅在盖顶中央装饰龙纹、涡云纹和菱形纹样（图三，1～3）。该式龙纹目前主要见于铜敦、豆等粢盛器上，典型器物如淅川徐家岭M10铜敦[27]（图三，1）、江陵天星观M2铜敦[28]（图三，3）、襄阳余岗M173铜敦[29]（图三，2）、宜城跑马堤M43铜敦[30]、枣阳九连墩M2铜豆[31]（图三，4）等。此外，宜城陶家洼子M1所见敦、豆等铜器，所饰龙纹虽为填漆，但其布局和形态与上述龙纹特征一致[32]。上述这些墓葬多属于战国中期，所论铜器也应大体同时[33]。
图三 战国中期铸镶红铜龙纹铜器
以上我们以龙纹为线索，大致勾勒了东周时期此类铸镶红铜纹饰的演变过程。从现有的线索来看，铸镶红铜龙纹装饰最早出现在铜匜、盘、舟等水器上，纹饰尺寸较小，结构简单；约在春秋晚期扩散至铜鈚、壶等酒器，龙纹尺寸增大，布局日趋复杂；至春战之际到战国早期，此类装饰进入鼎盛阶段，大量出现在铜盥缶、鉴缶、豆、敦、壶等不同器类上，多通体装饰，纹饰布局繁密；而到战国中期，又多流行于铜敦、豆等粢盛器上，所饰器类渐少，纹饰布局趋于简化，并在战国中期之后逐渐消失。由此可见，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这些铸镶红铜龙纹装饰尽管分布地区广泛，但演变线索清晰，在各地表现出了一致的变化规律。
鉴于铸镶红铜龙纹装饰在不同地区铜器上纹饰布局、纹样特征及结构基本一致，同时铸镶工艺本身较为复杂，需在铸造时预先设计，不太可能在不同地区同时出现。张临生曾认为铸镶红铜工艺出现于齐、卫地区[34]；苏荣誉则进一步指出这一装饰工艺可能源于鲁南的淮河北岸[35]。从上述龙纹的类型演变观察，不排除其最早源于山东南部淮泗地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目前红铜铸镶的纹样从固定方式上可见支钉、垫片等不同工艺，反映出其铜器制作可能有着不同的技术背景[36]。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早期，南方蔡、曾，北方燕地也较为集中地出现铸镶红铜装饰的器物。而如曾侯乙墓铜器群红铜铸镶复杂的鸟纹和兽纹，近年文峰塔M30出土的1件铜盘还铸镶有同类风格的纹饰[37]，这些都在同时期其他铸镶红铜龙纹的铜器上少见，显现出曾国对铸镶红铜装饰的创新应用。以上线索暗示出在不晚于春秋战国之际，铸镶红铜龙纹铜器可能已在多个不同地点铸造生产[38]。由于这类装饰演变序列一脉相承，并在楚式的盥缶、三晋的鈚、燕式的敦等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的铜器上表现出了很强的一致性，因此其不太可能由各地独立模仿制作，而更应为东周时期工匠，特别是掌握这类特殊技艺的工匠在区域间广泛的流动和由此导致的技术及装饰风格的传播。
二、一类特殊的铸镶红铜龙纹铜器——鸟兽纹壶
除以上盘、匜、盥缶、敦等铜器上所见的铸镶红铜纹饰外，以与此相似的龙纹或鸟纹为主题的纹饰还常见于一类铺首衔环壶上，学界多将其称之为“鸟兽纹壶”。此类铜壶各器物之间形态、纹饰特征相近，同时其纹饰又与其他铸镶红铜龙纹铜器有所差异，在此单独讨论。
铺首衔环壶上所见的铸镶红铜纹饰均为满幅面布局，腹身从口至底由“工”字形纹分界，形成5～9周纹饰带，同时器盖和圈足也多有铸镶红铜的装饰，由此整个器物显得尤为华丽（图四，1～9）。此类铜壶铸镶的纹饰在不同器物之间所见基本一致，仅在一些细部上有所差异。根据纹样主题和纹饰布局的区别分为两型。
图四 铸镶红铜装饰的鸟兽纹铜器
A型：铸镶的纹饰以鸟纹、蟠螭纹、龙纹、鹰捕蛇纹、卷云纹等为主题，不见兽面纹，之间由“工”字形纹分为9周纹饰带。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1件铜壶[39]（图四，1）。
B型：器腹多为5～6周纹饰带，腹身中部多以一个抽象化的兽面纹为中心，上腹部多为鸟纹、蟠螭纹、龙纹，下腹部则多见龙纹和带角的鹿纹。此类型所见较多，典型器物有如下几例。
淄博辛店M2出土一对铺首衔环壶，腹部由“工”字形纹分为6周纹饰带。上两周为鸟纹，其下一周为龙纹；腹中部为一组抽象的兽面纹，兽面纹两侧似为细线的卷云纹样，这种卷云纹样应为蟠螭纹的一种变体；而下腹部两周则由龙纹和鹿纹组成[40]（图四，3）。建昌东大杖子M11第5号铜壶，腹身由工字形纹分为6周纹饰带，纹饰布局与上述淄博辛店铜壶一致，唯兽面纹两侧为细密的蟠螭纹样[41]（图四，4）。行唐故郡M53出土2件铺首衔环铜壶[42]，纹饰布局与纹样与建昌东大杖子M11出土铜壶一致（图四，5）。湘乡五里桥M1出土1件铺首衔环壶，腹部纹饰分为6周，同样与上述建昌东大杖子M11铜壶、行唐故郡M53铜壶纹饰基本一致，只是最底部一周鹿纹下另装饰有类似“心”形的纹样[43]。陕县后川M2041出土一对铺首衔环壶，腹部纹饰分为5周，纹饰布局与山东淄博辛店M2、湘乡市五里桥M1的铺首衔环壶所见略有不同。其上腹第2周装饰鹿纹，而不是上述四例常见的鸟纹；同时缺少兽面纹两侧的卷云纹或蟠螭纹样，直接设计为龙纹。此外最底一周鹿纹下还附有卷云纹样[44]（图四，6）。淅川和尚岭M2出土一对铺首衔环壶，其中M2:27腹部装饰6周纹饰，从上至下分别为鸟纹、鹿纹、2周龙纹、龙纹配鸟纹、鹿纹等为主题的纹饰带，最接近陕县后川M2041铺首衔环壶的纹饰，只是下腹多一周龙纹[45]（图四，7）。长岛王沟M10出土一对铺首衔环壶，其腹部装饰5周纹饰，虽上腹部三周纹饰锈蚀不清，但下腹两周分别为龙纹和鹿纹[46]，推断与陕县后川M2041铜壶纹饰布局相近。襄阳蔡坡M4出土一对铺首衔环壶，铸镶纹饰多锈蚀不清，但仍依稀可辨为5周纹饰带，腹中部有卷曲近似兽面的纹样[47]，推断为B型（图四，8）。怀柔城北也曾出土1件铺首衔环壶，铸镶纹饰同样多锈蚀不清，仅可辨认为5周纹饰带，近底两周分别装饰龙纹和鹿纹[48]，或与上述B型者相近。
此外，保利艺术博物馆、吉美（Guimet）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还收藏有装饰同类铸镶红铜纹饰的铜壶[49]（图四，2）。另《美国所藏中国青铜器集录》一书收录多件铺首衔环壶，其中A725、A726、A727等铜壶所饰纹饰与上述B型者相近[50]。而除铺首衔环壶外，另零星可见其他类铜器装饰类似布局和纹样的铸镶红铜纹饰。如四川绵竹县船棺墓M1铜钫，腹部纹饰以“工”字形纹分为7周，每周以鸟纹、龙纹、鹿纹为主题，近于陕县后川M2041、淅川和尚岭M2等铺首衔环壶的装饰[51]（图四，9）。《美国所藏中国青铜器集录》收录1件瓠壶，腹部分为5周纹饰带，同样见有龙纹、鸟纹和蟠螭纹，与上述铺首衔环壶装饰纹样一致[52]。
以上列举的铺首衔环壶，其器形与纹饰相互之间差异不大。比照上述龙纹的演变规律，铺首衔环壶上的龙纹多近于本文所划分的Ⅴ式，流行于战国早期。而从器形方面观察，这些铜壶整体的形态相互之间极为相近，也表明其处于一个不长的时间范围之内。根据东周时期铺首衔环壶的演变趋势，早期腹身矮胖，最大腹径较低，圈足较矮，晚期腹身趋瘦高，最大腹径上移，圈足增高，这些铸镶红铜的“鸟兽纹”壶大致可排列为如下序列。其中A型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铜壶腹部矮胖，圈足较矮，比较B型铜壶可能相对年代略早。B型中建昌东大杖子M11、湘乡市五里桥M1和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的铜壶，最大腹径较低，圈足较矮，也体现了偏早的特征。而陕县后川M2041、淄博辛店M2、行唐故郡M53、长岛王沟M10、淅川和尚岭M2等出土的其他B型壶则最大腹径移至近肩处，圈足增高，相对年代可能较之偏晚。此外，襄阳蔡坡M4的铺首衔环壶，腹身圆鼓夸张、圈足进一步增高，或为此类型壶最晚者。不过，考虑到这些铜壶纹饰风格相近，年代应差距不大，襄阳蔡坡M4的这件铜壶可能同样属于战国早期。
尽管这些铸镶红铜装饰铜壶的年代集中于战国早期，却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扩散到北至辽东、南抵长江的广阔区域。上述代表器物分散见于齐鲁地区、三晋和燕地以及南方楚地，另有1件同类纹饰的铜钫出自巴蜀地区。高崇文曾认为这一类铜壶可能属于“战国早期的三晋之器”[53]。鉴于此类铜壶流传甚广，未见某地集中出土，目前仍很难说其具体的产地。不过，铸镶红铜工艺本身较为复杂，而此类铜壶又装饰繁密，制作难度较大，不同地区所见也几乎完全相同，恐怕并非各地都能仿制生产。以上铜壶中的龙纹及相关附属纹饰与上述第一类铸镶红铜龙纹铜器的纹饰风格一致，部分地点还可见与其他类铸镶红铜龙纹铜器同出，这些都暗示出了两者生产和使用背景上的关联[54]。但是，不同于第一类铸镶红铜龙纹铜器，前者包括了不同器类、不同文化风格的器物，暗示这一技术和掌握这一技术的工匠跨区域的流动；此类“鸟兽纹”铜壶相互一致的造型和装饰反映出除装饰技术本身的传播外，其同一技术背景下的作坊会生产某类特定的铜器向外输出。这类铜壶即可能由某个或几个特定的掌握红铜铸镶工艺的作坊铸造生产。由此可见，铸镶红铜龙纹铜器的生产、流通及背后技术的传播在东周时期可能存在较为复杂的情况。
三、铸镶红铜龙纹装饰在楚系墓葬中的传播
铸镶红铜龙纹的铜器还多出现在楚文化背景的墓葬中。因此，以往曾有部分学者认为镶铸红铜龙纹及相关纹饰源于南方楚地，为南方楚文化的特征[55]。不过，若以铸镶红铜龙纹的形制演变为线索，考察其不同阶段地域上的分布：本文所列最早的Ⅰ、Ⅱ式，以夆叔匜和徐楼M1、M2相关铜器为代表，主要出现在今山东南部地区；进入Ⅲ式，相关铜器出自下寺M2、琉璃阁甲号墓、新乐中同村M2等，则广泛分布于中原、南方楚地和北方燕地；之后Ⅳ、Ⅴ、Ⅵ式，从寿县蔡侯墓、上蔡郭庄M1、固始侯古堆M1、江陵天星观M2、枣阳九连墩M2等相关铜器观察，才多见于南方楚系文化墓葬中。如此可见，此类铸镶红铜龙纹装饰可能较早流行于鲁南的淮泗地区，之后于春秋晚期大范围扩散至中原及其周边地区，而在春秋战国之际及之后才广泛出现于南部的楚文化圈。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自春秋晚期以降，此类铸镶红铜龙纹装饰多出现在楚系文化的墓葬中，又曾被误认为楚文化的特征，故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此类装饰及相关铜器在楚系墓葬中出现的文化背景。
目前所见楚系墓葬中最早的铸镶红铜龙纹铜器出现在淅川下寺M2，年代属于春秋晚期偏早。另该墓地的M3出土1对铜尊缶，同样见有铸镶红铜的纹饰。下寺墓地位于汉水中、上游地区，为楚国高等级贵族薳氏的家族墓地[56]。之后寿县蔡侯墓、上蔡郭庄M1、固始侯古堆M1、随州曾侯乙墓等见有成组铸镶红铜龙纹装饰的铜器。这批墓葬位于桐柏山南北两侧的随枣走廊和淮河中、上游地区，年代主要为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早期。其中固始侯古堆M1为一处具有地方文化特点的楚国贵族墓葬[57]。上蔡郭庄M1同样为楚国贵族墓葬，不过该墓随葬的铸镶红铜装饰的铜器为曾侯輿作器，器物无疑原属曾国，怀疑为赙或战利品流散至楚地。而寿县蔡侯墓、随州曾侯乙墓虽反映出浓郁的楚文化色彩，但在国别上分属于姬姓的蔡国和曾国。此外，这一阶段淅川徐家岭M10、襄阳蔡坡M4还零星出土铸镶红铜龙纹的铜器。两座墓葬均位于汉水以东，为战国早期典型的楚墓。进入到战国中期，淅川和尚岭M2、枣阳九连墩M2、襄阳余岗M173、江陵天星观M1、宜城跑马堤M43、宜城陶家洼子M1等还见有铸镶红铜龙纹装饰的铜器，其中3座墓葬位于汉水以东及临近地区，3座进入到楚国腹心的襄宜平原和江陵地区。以上可见，楚系墓葬中铸镶红铜龙纹装饰的铜器最早出现在汉水中、上游，并在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早期集中出现在楚国东北境及其周边受楚文化影响的曾、蔡诸国；之后这类铜器才进一步传播至楚国的腹心地区（图五）。
图五 楚系墓葬所见铸镶红铜龙纹铜器的分布地点
以上楚系墓葬的随葬器物包括铸镶红铜龙纹装饰的铜器，其丧葬习俗显示了与东方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固始侯古堆M1墓葬设单独的器物坑、积石积沙、多殉人，均非典型楚墓所见，实际上相关葬俗同样见于淮泗地区至淮河中、上游一线。而在随葬器物上，该墓同出有1件铜盒形器，盖顶有一鸟形握手、肩部带双耳、器表有凸刺般的乳丁装饰（图六，1）。同类器曾于屯溪、绍兴等地多见，有学者认为属于吴越地区的文化代表[58]。值得注意的是，此类铜盒还见于上述春秋中期的峄城徐楼M1，后者正出土有铸镶红铜龙纹装饰的器物。固始侯古堆M1还出土1件铜盉，平盖，提梁与腹身装饰透雕的扉棱，同样体现出了与东南吴越文化之间的关联（图六，2）；而同墓随葬的硬陶罐、原始青瓷杯，也反映出东部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影响（图六，3、4）。寿县蔡侯墓也曾发现吴越式带透雕扉棱的铜盉（图六，7），同时流行随葬多套铜尊盘的组合（图六，6）。曾侯乙墓也见有一套装饰华丽的铜尊盘（图六，8）。此外，九连墩M2随葬有一套漆器质地的铜尊盘（图六，9）。上述楚墓中铜尊盘的组合亦被认为源于东部的江淮地区[59]。而在楚国腹地，出土铸镶红铜龙纹铜器的天星观M2还见有仿印纹硬陶的铜罍以及吴越式的铜提梁盉[60]（图六，5），无疑也可视为东方地区的文化影响。虽然，这些墓葬中所见的东方地区的文化因素可能并非与同墓中的铸镶红铜龙纹铜器可归于同一个文化源头或表现为相近的礼仪涵义；但其在上述楚系墓葬中反复、相伴生地出现，仍提示我们这些装饰铸镶红铜龙纹的铜器及相关技术在楚地的传播，可能与楚国和东部淮泗、江淮地区诸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相关[61]。
图六 楚系墓葬中所见与铸镶红铜龙纹铜器相伴出土的东方地区文化因素
从已发现的铸镶红铜龙纹装饰的铜器来看，其在楚系墓葬中虽最早见于淅川下寺M2，但分布态势及相关联的文化背景指示出这一特殊的装饰应从淮河流域跨桐柏山进入江汉地区，由此影响到楚地。可以推测，在桐柏山以北、淮河中上游东周诸小国贵族墓葬中可能发现更多年代偏早的铸镶红铜龙纹装饰的铜器。
铸镶红铜龙纹装饰在楚地主要集中发现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而这一时期整个楚系青铜器装饰风格日趋华丽，并在制作上多见一些之前未曾出现的新技术，如失蜡法、镶嵌，以及上述铸镶红铜等。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观察，这一时期楚国积极向北、东方向扩张，与中原三晋及吴越诸国争战，尤其在东面地区，楚国的政治势力逐步侵占邓、曾、番、蔡等诸国，由汉水向东，跨过桐柏山，顺淮河沿线，并最终将整个江淮地区纳入版图。从铸镶红铜龙纹这一线索窥探，由汉水以东至淮河流域为通道，伴随着楚国的东进，青铜器及其背后的青铜器生产技术，可能在这样一个区域内有着密切的互动交流。一方面，楚地青铜器部分器用组合规范、器形和装饰特点深刻影响了这一区域非楚诸国，最终，包括曾、蔡等国地区形成了大范围统一的楚系青铜器的风格；另一方面，源于或已传播至这一区域诸国的新的装饰风格或技术，如铸镶红铜龙纹，可能随着掌握相关技术的工匠、工坊迁移或归附于楚国，反过来又进一步传播到楚地[62]，并可能最终促成了楚系青铜器在春秋晚期以来所展现出的诸多新技术和由此表现出的华丽风格。
综上，分析铸镶红铜龙纹这一个案，在东周时期无论是掌握特殊技艺的工匠，还是其同一技术背景下铸铜作坊所生产的某类特定的青铜器，都有着大范围的流动和传播。而楚系墓葬所见此类铸镶红铜龙纹的铜器，应非传统南方楚地的文化特征，相反可能受到东部淮河流域的文化影响；并且由淮泗地区、江淮地区，过桐柏山，进入江汉地区。铸镶红铜龙纹及相关技术向楚地传播的交通线路，其背后实则暗含了楚国与其东、北周邻诸国之间的政治角力。
附记：本文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人才振兴计划“湖南商周青铜文化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24-273）的阶段性成果。本研究得到了张吉的指导和帮助，谨致谢忱。
[1]a.贾云福、胡才彬：《对古代青铜器红铜嵌镶的研究》，《武汉工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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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同[1]a。
b.同[1]b。
c.李京华：《固始侯古堆青铜铸镶红铜花纹工艺探讨》，见《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d.胡钢等：《枣庄市徐楼村红铜铸镶青铜器纹饰镶铸特征》，《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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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梦家：《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订补本）第1227页，中华书局，2019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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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保利藏金》编辑委员会：《保利藏金》第219～222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书中将该件器物称为错铜兽纹尊缶，但观察图片其纹饰应为红铜铸镶。
[9]杜迺松：《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铜礼乐器》第180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
[10]a.同[7]。
b.路国权：《峄城徐楼2009M1、M2铜器群的年代和意义》，见《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11]《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4》第54、64页之图五四、图六四，文物出版社，1998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淅川下寺M2铜盥缶和舟上铸镶红铜的几何纹样，一端为三分叉，一端为两分叉，反映出了这一阶段由早期的“王”字形纹向“工”字形纹的过渡。
[1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130、131、136、138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麻城市李家湾春秋楚墓》，《考古》2000年第5期。
[14]a.台湾历史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瑰宝重现：辉县琉璃阁甲乙墓器物图集》第114、115页，台湾历史博物馆，2005年。
b.王震：《辉县琉璃阁墓地的年代及性质新论》，《考古》2019年第11期。
[1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新乐中同村发现战国墓》，《文物》1985年第6期。
[16]a.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13册）第381、3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b.田成方：《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第28、29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田成方依铭文指出该件豆器主为“楚叔之孙克黄”，可能原出自淅川和尚岭M1。
[17]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18]a.李伯谦：《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河南·下）第366、376、385页，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
b.曾侯輿多被认为是曾侯乙的祖父，所作铜器应在春战之际前后。参见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第356～358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19]a.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b.《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5》第100页图一〇七。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第38、51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原报告将M1P:35称之为罍，实际应为盥缶。
[21]王有鹏：《四川绵竹县船棺墓》，《文物》1987年第10期。
[22]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北行唐县故郡遗址东周墓M53发掘简报》，《考古》2022年第1期。
[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第365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第109～111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
[25]《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订补本）第432页。
[26]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204、239、245、24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原报告认为铜甗为“嵌错白色石灰质纹饰”，但细看原器物应为铸镶红铜。
[27]同[24]。
[28]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第58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29]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岗楚墓》第261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30]武汉大学等：《湖北宜城跑马堤东周两汉墓地》第36、37、46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3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枣阳九连墩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8年第6期。
[32]宜城市博物馆：《楚风汉韵——宜城地区出土楚汉文物陈列》第40～66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33]这批墓葬中徐家岭M10在原报告中曾被定在战国早期，不过已有学者指出其年代应晚至战国中期。
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第351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
b.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第103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34]张临生：《院藏东周嵌铜器》（二），《故宫文物月刊》1990年第3期。
[35]苏荣誉、王丽华：《枣庄徐楼出土铸镶红铜青铜器探论——兼及红铜铸镶纹饰青铜器的时代与产地问题》，见《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36]同[2]c。
[37]卫扬波、李玲：《随州文峰塔出土青铜盘的修复》，见《文物修复与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
[38]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第310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侯马铸铜遗址曾发现有“工”字形纹的范，表明山西晋国就可能存在铸镶红铜龙纹铜器的生产。
[39]《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1》第147页图一四一。
[40]临淄区文物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辛店二号战国墓》，《考古》2013年第1期。
[4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11期。
[42]同[22]。
[43]湘乡县博物馆：《湘乡县五里桥、何家湾古墓葬发掘简报》，见《湖南考古辑刊》第3集，岳麓书社，1986年。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第45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4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第39、42、43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值得注意的是，同墓另有1件铺首衔环壶，装饰主题为人兽相搏的狩猎纹。两件器物形制相仿，纹饰同样为铸镶红铜，暗示出两者之间的联系。
[46]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群》，《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47]湖北省博物馆：《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
[48]《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编辑委员会等：《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青铜器卷》第203页图223，北京出版社，2002年。
[49]a.《保利藏金》编辑委员会：《保利藏金》第177～182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书中将该件器物称为错铜鸟兽纹壶，但观察图片纹饰应为铸镶红铜。
b.Trésors Du Musée Guimet, De Bronze d’or et d’argent Arts Somptuaires de la Chine, Réuniondes MuséesNationaux, pp.74-75,2001.
c.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篇》（上）第179、1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50]《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订补本）第1073～1076页。
[51]同[21]。
[52]《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订补本）第1121页。
[53]同[8]。
[54]a.同[21]。
b.同[22]。
c.同[41]。
如河北行唐故郡M53就同出有1件铸镶龙纹的铜敦和2件此类“鸟兽纹”铜壶；四川绵竹县船棺M1也同样出土铸镶红铜装饰的铜尊缶、豆和1件仿“鸟兽纹”壶的铜钫。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M5出土1件仿铸镶红铜龙纹装饰的铜敦，而同墓地的M11则出土有“鸟兽纹”铜壶。
[55]a.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255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b.井中伟：《论枣庄徐楼春秋墓的几个问题》，见《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近年来井中伟在论及徐楼M1、M2出土的铸镶红铜器时仍认为其装饰受到楚文化的影响。
[56]李零：《“楚叔之孙倗”究竟是谁——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之墓主和年代问题的讨论》，《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57]a.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9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b.张闻捷：《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的年代与墓主》，《华夏考古》2015年第2期。
[58]a.同[57]b。
b.周艳明、权敏：《东周亚腰形铜盒初探》，《文博》2018年第4期。
[59]李学勤：《论擂鼓墩尊盘的性质》，《江汉考古》1989年第4期。
[60]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第60、62、63、65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61]a.张昌平：《春秋中期江淮地区青铜文化对江汉地区的影响——从襄阳卸甲山出土青铜器谈起》，《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
b.张吉等：《襄阳余岗墓地出土青铜容器的金相及成分分析》，《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目前已有诸多例证表明，汉淮地区之内在春秋中晚期以来围绕着物料、技术和铜器形成了广泛、密切的交流与互动。
[62]张天恩：《商周之际青铜制造重心徙移的观察》，见《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在青铜时代，因战争或国家的更迭，胜利一方对战败一方掌握复杂技术的工匠，特别是铸铜的工匠或工坊，经常会将其大规模迁往他地（主要是胜利一方的王畿中心地区），由此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的传播，这在商周之际的政权更迭中可见到相似的情况。
作者：孙卓（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考古》 2025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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