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从广西回到广州后，抽空整理并发布了《我与李展、王钧的插队地点不同、年龄差别不小，走近相识颇有趣》一文。今天，我将继续从一张60年前的旧照片说起，探讨一个相对沉重的话题。这张照片是1962年拍摄的全家福，记录了当时7岁的王钧和她的父母在广西贵县（港）的合影。
照片中站在后排的是她的父亲王文章（1930—2013），他来自内蒙古赤峰市。17岁时，他便参军，并很快担任警卫连的警卫长，随解放军四野部队南下，英勇参与了扫清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战斗，为解放南疆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王文章转业到地方工作，最终在贵县安家落户。作为一名年轻的军队南下干部，他在多个政府部门和单位担任过重要职务，包括大圩公社、冷冻厂、大米厂、皮革厂以及建筑公司等。
展开剩余83%王钧的母亲黄少初，1937年生于贵县三里街的一户小商贩家庭。她在容县上学时，结识了正在干部培训学校学习的王文章，两人最终结婚，王钧便在1955年出生于容县。她的家庭中还有一妹一弟，分别出生于1956、1958和1962年，因此，王钧在幼年时期便亲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艰苦岁月。
尽管王钧一家在贵县算是干部家庭，相较于街上大多数靠码头苦力为生的普通百姓，生活状况要好一些，但那张全家福依然能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艰难。照片中的四个孩子，身上衣衫褴褛，难掩其窘迫。特别是父亲曾穿过的皮鞋，鞋面已经裂开，鞋头塞着一团棉花，这是当时常见的做法——为了让孩子穿久一点，刚穿时会把棉花塞进鞋头，等脚长大后再取出。尽管如此，四个孩子依然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张照片并没有做作与夸张，它是那个年代真实生活的写照。
对于共和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学者们已有大量讨论与研究，党史和国史中也有记载。而如今，亲历那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少。记得在1960年代初，我开始跟随老师学习中医针灸，那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保留下来的照片和信件，成为了我对那个时代的个人见证，也为历史的理解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那个时期，生活确实很艰难，食物短缺是常态，但由于我们生活在南方，寒冷的北风似乎远离了我们。所以，饥饿成了我们日常的一部分。每天清晨，我在医院随老中医学习，常常不吃早餐，直到中午才进食。饥饿也渐渐变成了常态。市场上的食物极其稀缺，几分钱就能买到一碗叫做“小球藻”的东西，号称营养丰富，或者几块“南瓜饼”。
不少街道社区在“大跃进”时期还开设了公共食堂，宣称饭菜是免费的，进入了“共产主义时期”。食堂里的饭菜量少且粗糙，饭用瓦盅盛着，仅加上一点水放入砖砌的蒸炉中蒸熟。每个人的饭量很少，且没有油水或配菜，一碗饭用筷子划上一个“十”字，再分成四块，一口气吃完，根本不会有饱腹感。后来，人们发明了“双蒸饭”，先蒸一遍，再加水蒸第二遍，这样饭量看起来就多了点，胃也能被“欺骗”一下。
贵县郊外有一个国营西江农场，种植了包括木薯在内的多种农作物。由于饥饿，许多居民步行五六公里去捡拾农场里遗漏的木薯，那时的木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水煮浸泡才能食用，但由于大部分人没有太多经验，因此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在医院实习时，我曾接诊很多因营养不良引发的水肿病人，除了心肾疾病外，这种病症相当普遍。一旦确诊，医院便会额外配给红糖等营养物品，有时甚至米糠也能派上用场。
然而，尽管物质极度匮乏，国人精神并没有崩溃。在与美苏超级大国的对抗和自然灾害的冲击下，大家更加团结，顽强不屈，决心克服一切困难。那时，我刚步入成年，虽然面临种种困难，却没有停下学习中医的脚步，反而更加努力。正是在那个时代，我的知识基础才得以稳固。
1961年7月，我未满17岁便完成了约4000字的学术论文《从类经图翼的错误谈到针灸集成针灸经穴图考》，并将其投稿至《广东中医》杂志。尽管这篇文章直到1962年第五期才得以发表（后被收录在《中国针灸荟萃·第二分册》一书中），但广东中医研究所的回信至今仍被我保存。这封信与当时的纸张和信封材质一样，都是为了节约纸张和材料，体现了那个时期的艰难。
在这些回忆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回信信封竟然是用旧报纸剪裁并粘贴而成，正面还贴着一张小白纸！邮戳的印记依旧清晰可见，这一切都昭示着那个时代的节约与紧张。
由于篇幅有限，我暂时只讲到这里。然而，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历重重困难，最终走向了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但从居安思危的角度来看，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回顾与反思，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有朋友们也有过类似的亲身经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您的阅读，敬请继续关注“尔安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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